前些时候，在纪念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发生了一场争论，张维迎坚持认为:“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很多时候，在经济事务中，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效果或许会更好”。而林毅夫还是对中国模式推崇备至：“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

的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积弱的国家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相形之下，与伟大的实践相比，我们的理论却是如此苍白。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

或者，在中国的文化和体制之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是一种梦想，纵有活生生的现实和实践，也难诞生原创的经济理论，其结果，中国只有二类经济学家：一类是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另一类是御用经济学家。在中国，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必然要由伟大的政治家来完成。因此，有人认为，二十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思、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结合基本的理论，去解决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邓小平最主要的思想特点是“实事求是”，他的经典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无一不反映出他的思想特点，改革开放的成功靠的也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作为一种方法论，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极具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从理论出发，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甚至连目标和问题是什么都没搞清楚，能够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的人少之又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往往不是知识的差异，而是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的差异，实践中的智慧才是大智慧。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常识加逻辑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看来，不管你是否是共产党员，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当成自己的思想方法，或许，会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