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跃居全球第二，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创造“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持续的消费需求、潜在的储蓄能力，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

但在近期发生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中，长期来通过扭曲劳动力价格这一生产要素来提升出口产品优势的做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提前面临“刘易斯拐点”。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将产生短缺，现在 80后、90后已陆续成为劳动主力军，他们多元化的诉求必然导致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上升，珠三角、长三角的用工荒就是例证，如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人口红利可能变为人口负债。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诞生了很多世界500大企业，但是大多数都是享受“人口红利”，富士康如此，既使如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很大的竞争优势也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之上的，所谓的“床垫文化”，就是加班加点，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提升产品竞争力，这是典型的“人口红利”，未来这种优势将很难长期维持。

如何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让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状况的改变至关重要，人口要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近期，国家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将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要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要从“人口”转向“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从享受“人口红利”到享受“人才红利”。

美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科技创新执世界之牛耳，与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一流人才有关。就我国而言，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的比例是76%。47%在外国出生的博士生选择留在美国，中国、印度、韩国、全世界都在为美国输送人才，美国是“人才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面临变革，如何让人口变成人才？如何培养真正能为社会、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才？如何创建人才自我实现的机制？如何搭建吸引人才的平台？如何建立人才文化？这些都关系到我们未来能否真正享受到“人才红利”的丰厚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