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曾成杰案分析——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研讨会”，王石在会上说，“自己内心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呼吁企业家在遇到类似事件时，不要沉默，要实行自救。无独有偶，稍早时柳传志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在中国，政商关系一直是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柳、王之争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引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的政商关系可谓渊源流长，二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体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形成了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商人的财富必须依附于政府，中国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像吴晓波认为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就是一部官商经济史。

千年来的官商“一体两面”，吕不韦、白圭、陶朱公、胡雪岩、盛宣怀，民国的孔宋家族......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特征。有一阵子甚至有“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段子。现在连跨国公司都深谙其道，如高盛聘用官二代做高级职员，以打通在中国的政商关系。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有句名言：“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垄断权”。在中国，政府掌握了行政审批权；土地、信贷、矿产等资源；工商、税收、财政等政策，没有良好政府关系的商人，很难获得资源和超速成长。为了减少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追求自身的安全感，减少或有风险，商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好政府关系 。

离不开，靠不住,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更是一个企业家价值观的问题。企业家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紧密型的，这类企业采用关系战略，机会导向，以获取特许经营权和政府资源，为企业的竞争力，如赖昌星、徐明、丁书苗。第二类是松散型的，这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游走在中间地带，象马云说的：“无论你在哪里，政府都是一样的，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王健林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冯仑：“保持精神恋爱就好，跟政治家不上床”。第三类是敬而远之型的，尽量不与官员走得太近，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在当下中国，这种类型少之又少。

在这种特殊的政商环境中，也有些高手，将企业的发展切入政府运作的逻辑中，将“里子”和“面子”都做足了，他们从政府手中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利益，也帮助当地政府实现了政绩，最后还能守住底线，如万科，王石声称自己不做商业贿赂，但他其实是把政府关系外包，让公关公司去搞定一些关系，自己不牵涉其中，建立了防火墙。

在政商博弈中，如何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是对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良好的商业和法制环境中，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